吴敬琏在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高峰论坛上的演讲
中国民协顾问、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2007年8月18日在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高峰论坛上发表演讲，现将主要内容提供给大家，以开拓我们民营企业家的视野。
我今天主要集中在一个问题上，就是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创新，构建一个良好的创业环境，从两个方面来讲。一个方面，讲我所观察到的企业的技术创新情况；另一方面，我们今后应该做些什么工作。
先讲第一个方面。最近西方报刊都在议论或者有人说叫“炒作”，中国在技术创新上的一个表现，就是OECD在富人俱乐部，它对于OECD创新国家做研究的时候，发现中国最近几年创新的投入有非常快的增长，OECD的分析报告说在去年这一年中国的研发投入增加了20%，已经连续几年高速度增长，去年增长的幅度特别大，超过了日本，是世界第二位。OECD的这个观察发现是有争议的，有些人说夸大了中国的投入，因为它把外国跨国企业在中国的研发投资都算中国的投资。当然这个概念对还是不对也是有争议的。虽然有争议，但OECD这个报告所说的趋势我认为是存在的，也就是说科技大会和十一·五所规定的创建一个创新型国家这个目标正在落实。不管是沿海地区还是内地，这种创新投入，创新热情确实正在高涨起来，这是一个很好的消息。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向科技进军以来，可以说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各地的政府部门，我们的企业，我们的科研人员，我们的经理人员有这么大的创新热情，这当然有各种因素，除了党和政府的号召之外，跟我们环境的变化也是有关系的。比如说一个小的事情，从2005年开始我们外汇管理政策发生了一点小的变化，作为人民币的升值，这给了我们的企业一个信号，甚至是现实的压力，不做技术创新，不做产品的升级，这个日子将要过不下去，还有其他方面的各种因素，就形成了现在这么一个好的趋势。
但是也有不太好的消息，比如说十一·五的第一年所规定的，要依靠资源和资本投入来驱动增长转向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的经济增长，这个任务完成得不好。投资仍然是我们现在增长的主要动力，而另外一方面，减少资源的消耗，减少增长对于环境的负面影响，这方面任务也完成得不好。2006年两个约束性指标，一个是排放，主要污染物排放，另外一个是单位GDP能源消耗，这两个约束性指标都没有完成。还有一项，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这包含着信息产业。信息产业本来就是一个服务业，但是发生了扭曲，就是以硬件为主、软件服务倒置，依靠硬件到转向软件和服务为主的良性发展趋势没有显现出来，这只是一个例子。从高新技术产业来看，物质生产部分和服务部分，发展的趋势是和十一·五的要求不相符合的。本来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比印度还低十个百分点，要求在十一·五里面把服务业其中很重要的就是信息产业，和渗透到各个产业中的信息产业和服务业能够很快地发展起来，但是这一年半的情况不好。虽然创新的积极性很高，研发的投入也增加了很多，但是效果没有显现出来，这里面是什么问题是急待我们研究的。
伦敦金融时报的中文网上面有一个是欧美同学会，商会会长王辉耀先生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中国急需提高海归创业的成活率》。他说每年都有相当一批留学人员创业企业，因为种种困难难以生存下去，出局。他呼吁采取措施来提高海归创业企业的成活率。为什么成活率不高？他提出了四大难题：第一个就是创业园，办了很多海归创业园，这些创业园存在结构性的缺陷。第二，是中国留学生回国创业融资的困难。第三，有关政策重创新、轻创业，就是各种政策的扶持，政策的优惠都把目标放在技术发明和创新上，而没有把重点放在让这些技术创新变成企业的发展。最后一点，就是创新和创业的资金过于分散，撒胡椒面似的，没有一个模式来帮助他们创新和创业的活动。可见我们现在创新，要建设一个创新型的国家还面临很多障碍需要克服，这样才能真正最终实现这个目标。
第二个方面。关于我们企业家自己。我们的企业家，我们的技术专家以及企业的全体职工应当坚持科技大会和十一·五提出的方向，为什么现在要说坚持呢？最近这一、两年经济整个显得很繁荣，但是对于我们创新型的企业来说，对创新人员来说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危险，就是现在赚热钱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于是就面临很多诱惑。我记得当年香港要建立信息港的时候，香港有一位管理学院的教授写过一篇文章，他说香港这个地方很难做像硅谷那样的技术创新，因为他们那儿有一个亚洲很重要的证券市场，而证券市场这种地方虽然风险很大，但是来钱快。所以在比较利益上就会把需要专心致志，需要长期地潜心努力做科学研究，做技术发明的人吸引到这种短期的快钱上面去。这两年，一方面我们在国家的号召之下，在经济环境的变化所形成的压力和动力之下，我们创新的热情有所高涨，但是另外一方面，因为货币基金过量，严重性过多，所以在资产市场上赚快钱的机会很多。现在有一些企业放弃了创新，冒相当大的风险跑去赚快钱。我们可以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所出现的情况吸收一些教训，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也迎来了一个增长创新、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的高潮，但是同时发生了房地产热、股票热，最后资源大量流到了能够得快钱的部门去了。这个不需要我多说，我们企业家心里都会有一杆秤。
关于政府的责任。政府要为企业的创新和创业构建一个好的环境。但是这也不是政府单方面能够做的，需要企业家的配合。对于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有一个误区，就是常常把工作的重点放到了直接对于创新活动和创业活动进行干预。当然因为创新活动和创业活动具有一定的风险，需要投资，而且对于社会外部性的贡献，所以是需要政府加以帮助，加以扶植的。但是政府的主要功能并不在于这个方面。我认为政府最重要的是要为企业提供一个好的创业环境。
第一个问题，基本的市场规则和秩序的建立。现代市场经济是建立在规则基础之上的，是按照一定的规则运行的，跟传统的经济，包括早期的市场经济都有很大不同，但是我们这个市场的规则，市场的秩序到现在为止仍然是相当混乱的。最基本的一个规则就是产权规则，今年3月“两会”要通过物权法，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其他更细的法律现在也还有待于完善，有待于建立，比如说反垄断法也讨论了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至于说在实际的监管中就显得更差了，比如说电信资费很高，我看是一个基本的问题没有解决，这是市场的无序，它基本上是一个垄断的市场，还不是一个寡头垄断的，几乎是每一个领域都有一家占了大部分份额。现在政府有一个责任，要消除市场垄断状态，垄断价格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大大压缩了经济学上讲的消费者剩余。
第二个问题，市场准入。这个事情有点蹊跷，我现在也看不懂，市场准入本来是一个国际贸易中的东西，各个主权国家之间的贸易确实有一个对于外国人，对于外国的企业是否准入的问题。这个词本身并没有中文词的含义，就好像有一个权威机关在那里批准，批准你能够进入还是不能进入。把国际贸易概念放到国内来，变成了对于各行各业都要由政府准许你才能入，这违反了市场经济和法制的基本原则，就是所谓非进即入。只要没有法律明文规定的，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做他愿意做的事情，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
第三个问题，融资环境。我们技术创新不能够转化为实业，技术创新不能够变成创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融资的困难。广义的风险投资包括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基金。因为VC和PE都是带着经营的经验，经营的本领进入企业的，所以能够帮助以技术人员为主的创业企业很快地成长壮大。成思危副委员长倡议要开发风险投资，其实政府做的更早一点，1986年就建立了赛特，但是没有做起来。成思危副委员长提出的风险投资最后变成了咱们说的申购，实际上没有出现风险投资，为什么出现这种结果，最主要的还是环境。世纪之交，世界风险投资纷纷进入中国，而且许多金融界的重要人物，从大的投资银行、证券公司辞了职，办私募基金到中国。但是我们中国的发展不起来，世界银行把风险投资流程做了解剖，发现有将近十个环节上有障碍，这些问题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来解决。现在经过两、三年的努力有一些进步，但是还是有不足，比如说有限合伙制，我们没有法律依据，经过很多努力，去年修改合伙法，今年已经生效了，有限合伙，给解决了。再比如，没有推出通过场外交易、柜台交易，通过谈判、转让，通过创业板融资的通道，前些年经过各方面呼吁开了二板，但是二板不是创业板，它只是一个主板稍微降低了一点要求，它不是针对风险投资推出的，比如说它跟主板一样要求三年以内，这两年证监会和各方面协商做了很多研究，也在积极地筹备，这个问题原则上解决了，但是还有待于付诸实施。风险投资作为一个合伙制的企业，它现在是按照公司的企业征法人税的，所以出现了双重征税的问题。这个问题财政部和税务总局都已经解决了，政府领导方面我们跟他们谈的时候，他们总是说这个问题应该是解决了，但是从风险投资家有的人告诉我还是有些问题没有解决，就是在认定你是一个风险投资，避免双重收税，这个认定上有一些问题还没有解决。诸如此类，大概有将近十个方面的问题需要在制度安排上和政策上加以解决，风险投资才能够有效地运作起来，这样对于我们的创新型企业，真正能够创出他的事业来就会起很好的作用。现在我们有一些风险投资的企业，不管是风险投资还是私募股权基金，是做得不错的，但是他们中间的大多数都有一条腿在外面，我觉得他很难做。
第四个问题，技术标准的认定。技术标准的认定在世界范围内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由企业在竞争中取得优势以后他这个企业的标准变成了一个公认的行业标准，或者叫做事实标准。事实上的标准，就是说它在实际的经济运作中形成了一种公认的标准，然后经过一定的认定。另外一种情况是预设，特别是在一些政府起了重要作用的国家，比如日本、过去的德国这样的国家，由政府预设一个标准，然后要求企业按照这个标准来进行生产。中国大致上是后一种，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又往往依托于一些企业，于是就变成由政府来支持某些企业所编写的事实标准，这种方式很缺乏效率，而且因为背后都有政府，在中国的条件下政府跟企业又靠得很紧，不像有些市场经济国家那样，政府跟企业之间是保持距离的，于是这个标准的设定往往背后就变成了政府不同部门之间的利益博弈，这个标准不一定是大家所公认的最好的标准。看来这种建立标准的方式要进行改革，我们现在都痛切地感到在标准的竞争上，中国的企业是吃了大亏，因为我们是跟随别人的标准，所以只能吃一些残羹剩饭。2002年国家提出来要有我们自己的标准战略，因为在标准的竞争中取胜的才叫做“标准为王”，才能够取得最大的主动。但是到现在为止在这方面似乎进展不太大，几次尝试效果都不是太好。比如说数字电视的标准问题，还有什么DVD、EVD标准的问题都处理得不好，有一种说法，说我们中国人长于模仿，是跟随别人的标准，而不长于创新。我最近在国家信息化国家资讯委员会任职，接触了很多情况，我发现不是这样，中国人的创新能力不比别人差，而且现在我们作为一个加工制造的大国，物质生产基础是摆在那儿的，完全有条件在某些领域里在标准战上取得成功，在改进、提升现行的国际标准上做出我们的贡献，这是完全能够做到的，但是我们建立标准这一套制度存在很大问题。当然，像这样的问题还可以举出很多，总之我痛切地感觉到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要为我们的技术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创业提供一个好的条件，提供好的环境，这是政府的责任，也是我们企业家的责任。
（根据《中国民营科技网》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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